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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访谈 | 苏旭:我在教科文组织见证了中国世遗名录和非遗名录成为世界第一
    时间:2020-10-26   作者:admin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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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是联合国在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成员最多的专门机构,现有195个成员。75年来,教科文组织都做了哪些重要工作,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事业与社会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与中国又有哪些合作,就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邀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文化官员苏旭,与广大网友聊聊他对教科文组织的了解,以及他在教科文组织所经历过的那些事。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文化官员苏旭。(赵娜 摄)

    中国网:苏先生您好,感谢您做客《中国访谈》。

    苏旭: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对于普通网友来说,联合国是一个特别遥远的机构,那想先请您给网友介绍一下教科文组织的一些基本情况。

    苏旭: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10月,由193个成员国组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成员国最多、业务涵盖范围最广的专业性机构。这个组织的宗旨是通过教育、科技和文化,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门前,竖了一个巨幅的标语牌,上面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6种工作语言写着教科文组织的座右铭,那就是“战争起源于人们的思想,因此要在思想上建筑和平的屏障”。

    中国网:建设教科文组织的宗旨?

    苏旭:这是它的宗旨或者是它的座右铭,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宗旨来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政府间合作组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有权成为它的成员国。

    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教科文组织的合法权利,1972年10月恢复了在该组织的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由三个主要机构组成。

    第一个机构就是大会。大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每两年召开一次,每单数年的10月份召开,一般都在巴黎总部举行。大会是教科文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教科文组织的所有重要决议都要经过大会通过才能生效。这是它的第一个重要的机构。

    第二个重要的机构就是执行局。执行局由58个成员国组成,可以连任,每4年换届一次。执行局的主要任务就是落实执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并且为下次大会做准备。执行局每年春季和秋季召开两次会议。中国于1972年被选为执行局的会员国,此后一直连任至今。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就是秘书处,由来自170多个国家的国际职员组成。秘书处一共有2100多名国际职员,其中1400多名职员在教科文总部工作,还有700多名职员在总部外办事处工作。秘书处的最高领导是总干事,由大会选举产生。现在的总干事是阿祖莱,是法国人。总干事的主要助手是副总干事,现在的副总干事是中国人曲星。秘书处主要的组成机构包括7大部门,这7大部门比如说有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自然科学部门、社会科学部门、对外联系部门、后勤部门等等。这是秘书处的主要机构。同时还设有13个局、处。这13个局、处归总干事直接领导。

    除此之外,教科文组织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了53个总部外办事处,来行使教科文组织的职能和工作。

    中国网:经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非常庞大的机构,它主要的人员有您刚才说过的联合国组织本身的职员,也有各国的常驻人员。这两部分人员之间,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协调沟通的呢?

    苏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共有193个成员国,成员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工作联系主要通过两个常设机构,一个机构就是各国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另一个就是各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教科文全委会设在会员国本身,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的工作地点设在教科文组织总部。比如中国教科文全委会于1979年2月成立,由我们国家的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文联、记协、作协、体育总局、共青团等30多个部委和社会团体组成,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在教育部,是在中国。

    各国的常驻团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国在教科文总部也设有常驻团。我当时就是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的文化官员,我们经常和秘书处的国际职员进行沟通交流。秘书处主要负责会议的文件准备、会议的日程安排以及一些活动的程序等等,像我们代表团要经常跟秘书处进行联系,联系的频率还是很高的。这两部分关系属于合作性质的关系。

    中国网:咱们主要的沟通语言是法语还是英文?

    苏旭:教科文组织一共有6种工作语言,包括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这6种工作语言最常用的是英语和法语,一般的会议,一般的人员沟通与交流基本都用英语和法语。除了重要的会议和大会是6种工作语言以外,平时沟通交流、合作主要就是英语和法语。

    中国网:我们知道苏先生您是学法文出身的,您是哪年进入到教科文组织工作的,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情况吗?

    苏旭:我从2002年到201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了8年的文化官员。我是从驻法国大使馆调到教科文常驻团工作的。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当时都是由我来负责。我主管的范围还是很广的。

    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广义的,大概念的文化,包括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青年、体育以及群众团体等等。当时我跟国内差不多有20多个部委和群众团体进行业务联系,所以工作还是很忙的,可以说我当时的责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跟教科文组织所有文化交流都由我一个人来负责,我的工作成果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影响力、直接的国家文化利益。我的工作原则就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全力以赴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利益。

    中国跟教科文组织的联系是非常频繁的,工作量也特别大。比如说我要经常出席教科文组织大会和执行局会议,要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国际公约和执行国际公约的会议,与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官员进行经常性的联系,与各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外交代表进行沟通与联系,与国内的20多个部委和群众团体进行联系。

    中国网:工作内容非常繁忙?

    苏旭:还经常组织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比如说我在教科文组织就组织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孔子文化节、文化多样性节,每个艺术节都要来三四百人。这三四百人他们的食宿交通,他们的活动安排,都由我一个人来负责。

    教科文组织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它制定各种各样的国际公约,有很多的国际规则,你得熟悉这些国际公约,熟悉这些国际规则,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准备。

    中国网:所以说您的工作不但工作量非常的巨大,而且责任也非常重大。

    苏旭:责任非常重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代表中国一些主管部门的意见来发言,所以我经常是晚上11点或者12点给国内发传真,因为巴黎跟北京有六七个小时的时差,我晚上12点给国内发传真,国内是早晨7点,他们马上上班,就能看到我这些意见,进行研究。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七八点钟给国内打电话,国内的意见也有了,然后再反馈给我,我就可以代表中国政府在会议上发言了。

    所以我在教科文组织工作期间,应该说没有休息的概念,也没有节假日的概念,都是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看结果,只要是有好的结果,我们就满意了。尽管我的工作千头万绪,工作很多,但我觉得其中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我们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这个涉及到我们国家直接的文化利益。

    中国网:近些年来我国有很多的文化古迹包括名胜古迹被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了,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评选工作,我们是如何进行的?

    苏旭:使我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两个名录,目前中国双双排名世界第一。我有幸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申遗工作,并且为我国的申遗工作尽了自己的努力,做了贡献,我是我国申遗工作的亲身经历者和实际见证者,我感到为此非常欣慰。

    作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官,我感到很自豪和骄傲,祖国的强大,国家的大力支持,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中国网:我们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公约,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项评选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有哪些评选的标准呢?

    苏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根据这个公约,设立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并且成立了世界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24个委员国组成,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尽管它的议程很多,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审议和通过各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各国主要通过以下程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首先各国要向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提供申报材料。教科文组织拿到材料以后,对材料进行初步的审核,如果这个材料比如说不符合规定或者是缺材料,它可以跟申报国说你再补充一些材料。材料基本符合标准,基本齐备了以后,教科文组织就把申报材料交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这两个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申报文化遗产的材料就交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进行评估,申报自然遗产的项目就交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进行研究和评估。如果是申报双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它就把这个材料先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进行评估,然后再交给“自然保护联盟”进行评估,评估完了以后,这两个机构合到一起开会,来进行研究。

    除了这两个国际专业机构对材料进行研究以外,还要派专家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完了以后,专家回到巴黎,然后再结合这些申报材料,与这两个国际专业机构开会,根据评选标准,一条一条地来评估申报项目。评估完了以后,他要提出4项建议,比较符合标准的就建议列入名录;如果说还缺材料的,就建议补充材料;如果说这个申报项目基本符合标准,但是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就重新申报;如果说这个项目跟标准不符合,那么建议不列入。他就提出4条建议,这个建议就提交给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每年基本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召开会议,24个委员国召开会议,最后审议并通过各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基本程序就是这样。

    我们说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这项目主要分为三类:一类就是文化遗产,一类是文化和自然双遗产,还有一个是自然遗产。评审的程序基本就这样。

    中国网:我们也了解到近几年来我国有很多文化遗产包括风景名胜地被收录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当中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在这方面的申报和收录的情况呢?

    苏旭:中国于1985年批准了世界遗产公约,从1987年开始正式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等于晚了十几年,晚了15年。在这15年期间,像这些欧洲遗产大国,它们已经申报成功了,有的20项,有的30项,我们就起点晚,就落后了。但是我们就奋起直追,抓紧时间,赶快申报。但后来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以后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各国最多一年就能报2项。

    中国网:限额了?

    苏旭:限额了。我们追赶的步伐很快,跟它们接近的时候,就开始限制名额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失去信心,每年就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争取两项,报两项能够评上两项。它这个申报是要求很高的,如果你申报两项,这两项没有批准,是不允许你再补报的,名额就丢掉了。所以我们每一项都要非常慎重,保证申报就成功,而且我们成功率也是非常高的。

    中国网:那前期的筛选工作是非常重要了?

    苏旭:就是确定项目,准备材料,各方面的准备,可以说国内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有时候为了准备一个项目,要投资好几个亿。

    中国网:这么多?

    苏旭:因为如果是一个“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在这项目当中,它就是原汁原味的文化遗产,就不能有新的建筑,比如说我们的泰山,你泰山里边就不能建了很多高楼大厦、新的桥梁、新的铁路,像这些就都不行。有一些遗产地里边有新的建筑怎么办呢?就得拆迁。这个拆迁量就很大,就得完全符合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所以我们对教科文组织的评选标准那是深入研究,吃透了,基本上保证了每年两项。

    中国网:这每年确定这两项是不是要提前至少一年做准备工作呢?

    苏旭:一年还不行,往往提前很多年。我们有一个候选名录,就是说准备把你这个项目推荐到“世界遗产名录”项目中去,之前很多年就要准备了,就有100多个项目在排着队。现在我们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一共是55项,在这55项中有37项文化遗产,4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14项自然遗产。可以说在全球各国当中,中国世界遗产数量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可以说是后来居上,目前中国“世界遗产名录”的数量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

    中国网:除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国近些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取得非常大的进展。我们了解到,我国申报成功的40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33项是经过您的手来完成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呢?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文化官员苏旭走进《中国访谈》直播间。(赵娜 摄)

    苏旭:在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教科文组织为什么通过这个公约呢?就是保护那些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抢救那些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了或者是处于濒危状态。比如我小的时候到商店去,那售货员都是打算盘,你应该付多少钱,售货员打算盘就算出来了。但现在都是通过电脑,我们见不到算盘了,这个珠算就成了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很可能消失了。

    比如以前中国古代文人都是写毛笔字,写信、写书、写文章,都是写毛笔字。现在没有毛笔字了,都是电脑打字了,所以书法也成为濒危的文化遗产了。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就请老年人给我们讲故事,实际上老年人给青少年讲故事,其中就包含着很多的口头传说,这口头传说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有几个小孩去听老人讲故事?都是玩手机、看电视、看电视剧,都去看这个了,所以口头传说也快消亡了。

    因此,为了保护这些濒危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了准备这个公约,教科文组织已经充分准备,在两年的时间里,召开了5次政府间专家会议,逐句逐段地讨论公约的内容。我作为中国的文化代表,出席了这5次政府间专家会议,都出席了,并且代表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表了中国的观点和意见,也把我们中国的观点融入到公约当中去了。经过充分协商充分准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就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通过以后,需要各国批准,30个国家批准之后,公约才能生效,中国于2004年6月批准了公约,是第6个批准公约的国家。中国批准公约也是很认真的,也是很严肃的——经过人大批准,外交部长跟国家主席在批准书上签字,我就亲自把批准书交给了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

    公约生效以后,就要举办缔约国大会,并且选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中国于2006年6月以最高票当选为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委员国。

    2007年9月,教科文组织就启动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项目的工作,中国紧紧抓住机遇,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维护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利益,也体现了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雄厚的实力。比如说2009年9月,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了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了“人类非遗名录”,这数量是非常多的。当时,在那次会议期间,总共有72项世界各国申报的非遗项目列入了“人类非遗名录”,在总共72项当中,中国就占了25项。

    此后,中国继续抓紧时间申报“人类非遗名录”项目,并且一直维持着世界第一的位置。目前,中国有40项“人类非遗名录”项目,世界排名第一。在这40项非遗名录当中,我直接参与了33个项目的申报工作,可以说我为我们国家非遗申报工作还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中国网:这些项目中,33个是非常之多了,有没有哪个是您最感兴趣的,您觉得它列入文化名录当中意义重大呢?

    苏旭:这40个列入“人类非遗名录”的项目当中,其实哪一项都很重要,都具有代表性,都是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讨论、评估才通过的,哪项意义都是很重大的。但是相比较之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项目就是中医针灸。当时我们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就是把有关中医的非遗项目当成最重要的项目加以申报,并且要求我力争列入“人类非遗名录”。最开始的时候,中国申报的这个项目的名称是“中医”。我研究完了国内报来的申报材料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项目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它与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名录”的申报标准有差距。

    中国网:这样不利于选录?

    苏旭:不利于选录,于是我跟国内建议,我说你最好收窄项目内容,比如申报中医针灸。

    中国网:您为什么推荐中医针灸呢?

    苏旭:因为在所有中医的各个门类各个分项当中,中医针灸在世界上的影响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还是能够得到外国人认可的,而且相对来讲,外国人也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经过比较以后,我就建议还是报中医针灸,但是我只是一个建议。我首先建议国内要收窄项目,中医哪个项目由国内来定。因为中医分的门类非常细,比如说望闻问切,比如说同仁堂的制药方法,这些都可以算是申报项目,但是必须得是很具体的一个项目,你不能笼统打包申报,那就不行了。我是建议中医针灸,但是哪个项目由国内来定,由中医药管理局他们来决定。国内经过了可以说是非常认真的研究……

    中国网:非常审慎的研究?

    苏旭:很慎重研究以后,同意我的建议,首先收窄申报内容,并且也同意我建议的申报中医针灸。国内还专门安排我回国,和中医药管理局一起来修改申报材料,由我把这个申报材料带到教科文组织,直接递交给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最后终于在201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召开期间,中医针灸成功列入了“人类非遗名录”。

    中国网:我很好奇,我们每一项申遗的项目可以说都是非常专业的领域,这是不是要求您在每个领域都要有所知识储备呢?

    苏旭:可以说吧,每个项目是很专业的,比如有的是针灸,有的是京剧,还有的比如说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这些都很专业,对它们的专业,我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懂,但是我对教科文组织的申报标准,我是清楚的。作为申报“人类非遗名录”项目,基本要有四个“清楚”。

    第一要描述清楚,大概一千字,你得给它说清楚,首先要描述清楚。

    另外,要把群体说清楚,哪些群体从事这个项目,比如说蒙古长调,从事“非遗名录”项目的这些人都是蒙古的牧民,他们在蒙古大草原上放声高歌。要把群体说清楚,还要把地域说清楚,比如新疆木卡姆的地域是在新疆,而不是在其他的地域。还要把保护措施说清楚。

    不管是“世界遗产”项目,还是“人类非遗名录”项目,凡是交到我这里,首先从我这里要认真研究,我觉得哪儿不合适了,希望国内进行补充,进行修改。我认为合适了,那我再交给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以及国际级的专家,让他们来审阅、评估和修改。所以真正我们最后交到教科文组织的申报材料都是符合标准的,因为是经过几道手,经过了多层把关才交上去的,交上去的材料都是符合标准的。

    中国网: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您的一些主要工作内容,下面请您跟我们谈一下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事情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苏旭: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所表现出的雄厚实力、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如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之后以及实施细则通过之后,教科文组织于2007年9月就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因为是第一次申报,谁都没有经验,所以各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代表都跟国内建议:你尽量能够多申报一些,申报多了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跟国内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我说你尽量多报。我还提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我说争取申报35项。这数量是很多的。国内对我的建议非常重视,但是在操作起来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首先这35项是哪35项,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多,有几千项甚至上万项,要选出35项不是小事件,而且需要研究论证,还要履行报批程序,这些都很需要时间的。当最后国内确定申报35项,并且把项目也确定了,到这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了,距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递交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中国网:非常紧张了。

    苏旭:很紧张了,通常情况下,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准备一项“人类非遗名录”的材料,需要的时间是10个月到1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只有1个半月的时间了,准备35个申报材料,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中国政府下决心一定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于是我们国家就组织各方面人员进行大会战,准备申报材料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吃住在办公室,一个半月就没回家。他们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教科文组织提交了35项申报材料。

    等到截至日期到达,教科文组织在汇总各国提供的申报材料的时候,发现绝大部分国家提供的申报材料不到5项,为什么提供材料少呢?首先没有经验,第一次准备申报材料,怎么写,都不太清楚,对评选标准也没有吃透,所以写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一方面缺乏经验,另外一方面时间也比较紧,尽管都想多申报,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大部分都没有超过五项,而他们能力就这样。

    中国网:那我们35项远远超过了。

    苏旭:而中国申报了35项,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国家,可以说创造了一项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和各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代表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只要中国政府下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中国政府承诺做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做好,并能够做到世界最好。这个共识已经被多次实践所证明。

    中国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合作,您认为它对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苏旭: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合作是高层次、全方位、多领域的。通过这种合作,中国促进了教科文组织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在教科文组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2017年10月,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退出以后,中国就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会费大国。这必将提高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相应地中国也增加了在教科文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教科文组织的副总干事的职务就由中国人担任。同时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内,中国籍的雇员担任了许多个重要的领导岗位,也就是说我们在人员安排上面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公约和国际准则性文件的制定、实施和宣传工作。比如,中国参与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全部制定过程,并且在制定过程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维护了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就是说,在教科文组织制定国际准则性文件的时候、在制定国际文化秩序的时候,中国发挥了作用。

    中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努力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国通过教科文组织的政策规划、合作项目、重大计划,通过这些平台,向非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费支持、人员培训、业务咨询等方面的援助,也就是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是通过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来开展的。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合作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中国积极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积极申报“人类非遗名录”项目和“世界遗产名录”项目,我们积极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实际上是落实公约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中国认真宣传,积极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中国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潮。中国保护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世界保护文化遗产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中心,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培训,每年组织10余个培训班,有的在中国举办,有的在外国举办,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训了亚太地区国家的数千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学者、老师和新闻记者。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成都国际非遗节”,每两年举办一届,成都国际非遗节目前是世界上影响最大、观众最多、参加人员最多的国际非遗节。

    中国每年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文化宣传活动,这些活动数量多,质量高,影响大。比如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期间就举办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文化多样性节”、“孔子文化节”、残疾人艺术团演出,以及京剧、舞蹈等等方面的文化活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合作,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也坚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中国网:可以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

    苏旭:对,中国文化现在在世界上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中国积极开展双边的文化交流,比如说中国跟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亚洲国家的双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是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交流也更加活跃,也更加丰富多彩。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制定国际规则的地方,通过这个组织,你可以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能够通过中国人的努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国际文化规则的时候发挥作用,所以教科文组织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网:我们也期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机制之下,中国文化可以走得更高,走得更远。

    (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主持:佟静;摄像:王一辰/张文泉;后期:刘凯/张文泉;主编: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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